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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传统深植于特定的地域社会。宗教不仅受其所在区域地理环境、习俗传统和社会政治之影响,同时也深深地影响该地区,与地方官员、文人士绅乃至空间风物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不同宗教牵涉着地方社会场景中的“个人”与“群体”,在历史脉络的演进中不断成为过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审思世界不同宗教传统与地方社会的复杂关联,除了深化对特定宗教的理解与认知之外,也有利于多元宗教文化的互鉴。

“历史、比较和理论视阈下的宗教与地方社会:卜正民教授荣休致敬”国际研讨会,在旭日全球佛学网络的支持下,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拔地入云计划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哲学学院共同承办,于2022年8月13日至8月15日在线上举行。本次会议受到世界各地不同学府的42位学者的支持与参与,在历史的、比较的和理论的视角下探讨宗教传统与地方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以此向今年夏天荣休的卜正民教授(Timothy Brook)致敬。会议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与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致简单的欢迎词后正式展开,包括2个主题演讲和11个部会(panels)。

陈金华教授(左)、李天纲教授(右)


主题演讲1:当地人与旅者,谁人之佛教?

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作了题为《当地人与旅行者:谁人之佛教》的主题演讲。他依据清显承如海编纂的佛教朝圣指南《参学知津》一书,结合山志、地方志、寺院志等相关材料,对五台山、香严寺及五山这三个朝圣地点进行了爬梳。其中,作为朝拜文殊菩萨的圣地,位于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吸引了各地僧俗。相比之下,河南省淅川县的香严寺偏居一隅,需要依附武当山和皇权的庇佑才能得以生存。江苏五山在扬子江下游区域享有盛名,但该地的佛教寺院历史几乎湮没无闻。通过展示上述多元的、跨地域的佛教朝圣地,卜正民从局外人(来访者)的角度出发,反思了究竟何以被视为“地方佛教”。

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主题演讲


不同宗教间的相生相克: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

会议的第一个主题为“不同宗教间的相生相克: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维多利亚大学的戴联斌以1489年和1512年的碑文资料为基础,讨论了开封犹太卡希拉(kehillah)的身份同化问题。在明朝统治者和新儒家精英创建的制度和知识背景下,开封犹太人得以保持民族宗教身份,同时参与中国化的世俗生活。文章还通过与明朝回儒(Sino-Muslim Literati)的宗教观念进行对比,指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犹太精英走向衰落的必然性。中国政法大学的邓庆平为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提供了另一个实例,她关注的是贺登崧神父(Willem A. Grootaers)对中国北方乡村的调查研究。通过概述其生平、调查实践以及对方言地理学的“移植”,邓庆平展现了贺登崧在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上的理论和方法价值。中山大学的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则从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撰写的报告入手,还原了1643-1644年发生在成都的佛教、基督教冲突事件。梅谦立特别关注中国僧侣在冲突中的参与,指出这场冲突远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佛教在江南地区的反基督教运动有关。

资讯:媒介之移易与宗教传播

多元化媒介对于宗教的传播至关重要——它是资讯共用的桥梁,也是信仰流动的表征。本次研讨会的第二个主题,即聚焦“资讯:媒介之移易与宗教传播”。浙江大学的冯国栋关注佛教藏经记研究,在详细介绍宋代藏经记数量、写作时间、地域分布与经藏制作与庋藏情况后,他指出,在宋代儒学复兴的语境中,佛教与儒家语言观、经典观的异同是宋代藏经记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随着教与禅的进一步分化,经藏制作与禅宗“不立文字”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彰显。来自山东大学的孙齐转向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西北的宣务山石窟。结合晚清民国以来的调查记录、报刊文献和造像题记,孙齐梳理了宣务山石窟的开凿史:该石窟由象城人李惠宽于武德六年(623)发愿营修,其造像活动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最为活跃,开元末年后逐渐沉寂。孙齐将宣务山石窟的兴造与衰落视为盛唐时代的一个缩影。同样是关于石窟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筱则展现了川北地区的佛教石窟案例,通过对龛窟形制、造像内容及结社组织进行深入考察,探讨了唐初川北佛教石窟的区域独特性,以及北方官员、僧人入蜀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雪松将研究焦点从藏经记和石窟等物质性媒介转向“庙户”和“铺保”制度。通过梳理上述两种制度的地方化形态和职责功能,探讨了晚清民国佛道教与北京地方社会的关系,认为庙户和铺保制度的消长暗示了佛寺道观与一般的“民庙”差异越来越小。山西师范大学的乐晶基于温州苍南县的“拜经”仪式调查,观察到民间信仰仪式中生产的“金银”,指出物质媒介作为透视人神关系、社会交往和信仰经济的重要窗口,呈现出的意义世界。

不同宗教间的相生相克:佛教与非佛教之间的协商

第三个部会将关注点转到了佛教与非佛教之间的协商,以呈现佛教教内与教外,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融合与博弈。复旦大学的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从民俗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入手追溯妙善传说的起源。以蒋之奇《香山大悲菩萨传》为基础,白若思展现了妙善传说的传播及其与佛教经典之关联,并强调了这一传说母题在世界其他民间传说中的普遍性。佛教与非佛教也是复旦大学的许蔚“明儒都督万鹿园的佛教行脚与道教修炼”的主题,相比之下,他更加关注不同宗教形态在个体生命中的凝结。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线索,许蔚还原了明儒都督万表(万鹿园)“好道舍命活民参将万侯”的公共形象及其佛道信仰实践。佛光大学的阚正宗的研究重心在于中国台湾嘉义地区的斋教佛教化。他概述了台湾斋教龙华派斋堂正心堂的创立、堂主和堂众等,指出:除了开堂堂主王顺记家族外,正心堂堂众多为北港商人谢乞所容留的斋姑,或为失婚,或为丧偶等婚姻不幸之妇女。进入日本殖民统治之后,正心斋堂宗在佛教宗派及以陈添贵为首的官绅介入后逐渐佛教化。昆山杜克大学的吴科萍则更加强调不同宗教对同一空间的介入。以2014-2019年苏州地区的民族志考察为基础,她分析了在城市化和宗教合法化的实践下,小型村庄寺庙被损毁,新的宗教空间被不断创造,各类地方化神灵融入制度性佛教和道教,呈现出“佛化”(Buddhification)和“道化”(Daoification)这一规范化(standardization)的过程。她认为灵媒和香头在维系地方宗教生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寺院之为权域

会议的第四个主题为“寺院之为权域”。武汉大学的魏斌关注的是兼具宗教场所和地方官府设施功能的寺院体系,以隋代大兴国寺和东魏北齐定国寺等为中心,探讨了寺院、政区之联系和战场立寺的渊源。魏斌认为在北朝晚期——尤其是六镇之乱后,寺院作为一种新型政治文化景观,凸显出的王朝政治权力和制度力量。根特大学的Anna Sokolova追溯四分律传统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建立,根据大量的碑刻文献,他提出:会稽作为南方戒律中心,形成了一个僧俗网络。该网络不仅包括了文纲、道安和道宣的直系弟子,还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和其他地方精英成员,他们在中国南方四分律的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罗兰大学的Mónika Kiss从社会参与和寺庙角色的角度考察日莲宗及其线上、线下活动,通过展示宗教团体和信徒数量,反思在现代社会宗教意识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日莲宗僧人在参与社区建设、回应社会问题方面做出的努力。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玛利亚·列普涅娃(Mariia Lepneva)则转向17和18世纪的宝华山,根据《宝华山志》《南山宗统》和《法源寺志稿》及相关文献资料,分析了宝华山及其住持文海福聚所获得的支助和声望,认为这一系列成就契合了明末的佛教复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Laura Boyer透过不同时期的放生会约和规约,观察江南地区的放生活动。通过对比《胜莲社约》《上方善会约》《放生会约》以及《无锡南禅寺月月推广放生会简章》等规约,集中探讨了放生会组织者、放生仪式的时间地点、金融组织等问题。

权力之“刻印”

16-17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雕版刻印之书籍文本成为理解宗教传统与地方社会复杂关系的重要媒介。剑桥大学的高诺佳(Noga Ganany)以“起源叙事”指称流行于晚明时期,讲述观音、妈祖、关羽等神灵人物生活故事为主的商业性叙事文本。通过分析“起源叙事”的主要特征,探讨了其在晚明书籍文化和宗教实践背景下的历史意义。暨南大学的张德伟反思了地方社会对佛教大藏经的接受实践:佛教经典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它能否被不同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通过考察与佛教经典有关的三种修行实践——诵经、抄经和晒经,以及“转轮藏”“玛尼堆”“金经”“晒经会”等地方化实践模式,他指出佛教大藏经深嵌于家庭传统和区域历史中,并与民众生活建立了多维联系,这是佛教经典保持活力的缘由。拉法耶特学院的马旭以《祈神奏格》《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风鉴统会人相大全》和《神异人相编》为研究中心,指出在明朝下半叶,供日常使用的宗教百科全书使非专业的读者能够独立自主地参与宗教活动,这也意味着,商业宗教印刷的繁荣为读者群体赋予了某种“权力”。

身份挣扎

第六个部会“身份挣扎”共有三位发表者,研究主题涉及不同地区道教、佛教等宗教团体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建明呈现了中国道教宗派传承的三个实例,分别是:清甘肃洮州于氏家族、青海谈氏家族以及陕西省松木市佳县白云观,认为明清传承至今的全真道在家系统,正面临着身份与认同的吊诡:他们并不认同正一道,但又不得不以接受正一道的形式获得身份的合法性。同样是探讨“身份挣扎”问题,但是匹兹堡大学的刘翠兰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道教教派转向佛教寺院。以“花和尚”鲁智深形象和“徐心联事件”为线索,刘翠兰呈现了罪犯将佛教寺院作为避难地的集体想象和社会事实,及其背后所牵涉的户籍和身份根源。成功大学的李贵民则将目光聚焦于越南禅宗灯录的建构与禅派的形塑。通过对越南现存较为著名的灯录文献——如《禅苑集英》《越国安子山竹林诸祖圣灯语录》《三祖寔录》《御制禅典统要继灯录》及《历传祖图》等进行考察,梳理了近世越南佛教所建构出的临济、曹洞及净土思想谱系,它们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挑战与回应,也呈现出越南佛教本土化的特色。

网络构建

紧随其后的第七个部会,以“网络构建”为主题深化对宗教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理解。基于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黎凡特等地区原始文献的考察,中山大学的曹坚介绍了影响西方至深的思想观念及其形成发展,如生命意义、神正论和智慧等,从多维视角探讨区域社会和宗教的关系。天普大学的马德伟(Marcus Bingenheimer)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呈现了一个明清佛教师徒关系网络的个案。在《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长谷部幽磎》(Hasebe Yukei)等资料基础上,还原了密云圆悟、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等高僧形成的关系网络,指出密云圆悟及其派系传承可被视为晚明佛教复兴的一个阶段。台湾大学的简凯廷尝试在整个东亚的视域下观照明清佛教。他结合文献资料,细致梳理了江户中后期曹洞宗僧全苗月湛的生平及阅藏经历,并就月湛欲赠书中国一事始末进行了探讨。指出明清佛教书籍与人物在江户僧人生命历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月湛并非孤例。

本土性与世界性

宗教思想、经籍乃至器物并非永久地封装于一国一地中,对宗教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审思亦非常关键。复旦大学的李天纲从文献学的角度解读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指出韦伯对于“天人合一”的理解及其“实用理性”的提出,与十九世纪的欧洲汉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李天纲指出,“汉学”既为韦伯的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又成为其局限性的来源之一。哈佛大学的汪悦进探讨的是思维影像(mental photography)问题,由摄于上海光绘楼的一张照片为切入点,回顾了谭嗣同《仁学》对亨利·乌特《治心免病法》的继承与扩展。他提出“思维影像”谱系可追溯至几个世纪以前,如任熊、宣鼎的自画像和徐悲鸿的画作《天女散花图》等,也同时再现于21世纪当中,如庄辉和旦儿夫妇的摄影。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杨效俊分析了法隆寺的创建过程和代表性佛教供养具玉虫厨子的造型、图像、主题,对比玉虫厨子与隋仁寿舍利崇拜京畿风格代表作——神德寺舍利石函,从宗教内涵、象征意义和艺术风格三方面探讨玉虫厨子与隋仁寿舍利崇拜的关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冯相郡从批判性视角看待太谷学派和晚清小说《老残游记》之间的复杂关系,借助一系列时间节点还原了太谷学派及其遗书(lost scrolls)如何从被遗忘的过去中复苏,并走入公众视野中。他还指出,太谷学派的历史建构为反思“地方”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心之于边缘

怎样在宗教传统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视域下理解何为“中心”?何为“边缘”?会议的第九个主题“中心之于边缘”与这一问题形成呼应。俄罗斯科学院的Ekaterina Skrypnik主要关注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她不仅探讨了《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关于武则天的佛教政策,更重要的是将与武则天有关的佛教经序纳入到考察范围,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序》等,认为武则天的佛教政策是其建构国家权力概念的基础。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殷守甫研究的是白话小说中的“文书”,他首先简要概述了明朝文书的抬头格式,通过考试和书籍出版等途径,文书的书写规范逐渐渗透到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中。接着他探讨了明朝时期三个不同版本《西游记》中的奏疏及书信,展示了明朝文书对《西游记》这部小说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的索罗宁(Kirill Solonin)关注的是西夏文《六祖坛经》,他对比了分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罗福成释录本和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的西夏语译本《六祖坛经》残页和英藏黑水城《六祖坛经》,其中英藏黑水城《六祖坛经》与西夏文《灯要》的转写体例大致相同,两者构成西夏禅宗的主流。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李珊娜(Johanna Lidén)考察了一位乡村教师刘恒典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提出刘恒典的教学方法乃是新儒家思想、因果业报和道家“养形”等兼收并蓄之结果。南京大学的邵佳德利用民国报刊资料和大量未刊档案,考察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于佛教的改造,在分析佛教改造局限的基础上,他指出,佛教在国家权力的不同层级中承担着不同意义,是不同利益团体间博弈的重要平台。因此佛教改革不完全是中央权力与宗教的角逐,而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多方博弈。

会议大合影


主题演讲2:佛教在地方社会:1313-1314年撰《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

第二场主题演讲的发表人为来自汉堡大学的田海(Barend J. ter Haar)教授,题为《地方社会中的佛教:1313-1314年撰〈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他首先介绍了《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铭文的篆刻者和长兴州东岳行宫的寺庙布局,着重呈现了围绕东岳行宫修建活动而形成的组织者和捐助者网络:包括白云宗教团、官僚机构和地方行会等。田海认为,《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展示了“佛教”在元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东岳行宫代表了受佛教启发的传统宗教价值观和实践,它的修建是寺院机构和地方社会间密切合作之结果。

菁英与草根之“合谋”

第十个部会以“菁英与草根之‘合谋’”为讨论焦点,成功大学的陈玉女探讨了晚明清初女禅师的出身、法脉及其成就,为这一部会拉开序幕。陈玉女教授展示了曹洞宗和临济宗的法脉传承系谱,并分析了38位女禅师之法脉和书写表现,及其从名门闺秀到禅门法嗣女禅师的身份转换。她以图示的方式指出,江南地区——尤其是苏杭一带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资源,为女禅师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系统。清华大学的圣凯法师从唐代寺院布局出发,梳理了“禅院”作为“别院”的相关文献记载,指出“禅院”与“律院”共存一座大寺中,是唐代禅宗寺院规制与生活规范的重要现象,禅律共住也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解决禅与戒律的矛盾是南宗禅独立的内在动力。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将关注焦点转向江苏宜兴善权寺,呈现了该寺从10世纪至13世纪的发展轨辙,及其在佛寺、道观、功德院之间的角色转换。游自勇把对佛教寺院的探讨纳入到佛教中国化进程中,认为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并非纯粹的宗教信仰空间,它必须与国家权力、地方社会、普通信众保持密切联系。

文字之缘:僧侣与文学

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联通上下、往来东西,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推动了整个地方社会的文学创作。在会议的最后一个主题“文字之缘:僧侣与文学”中,北卡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的饶骁搜集了大量与佛教寺院有关的轶事和艳诗,他认为这些叙事向我们展示了娼妓文化如何渗透到宋朝僧侣的生活实践中,以及文人精英对于该内容的道德关切。复旦大学的王启元依据晚明高僧紫柏真可所存文集,辅以同时期相关文献,梳理和考证了诸多晚明佛教居士之法名及信仰圈,包括冯梦祯、汤显祖等知名居士,以及于玉德、王肯堂等持法名的居士。法名潮流不仅显示出晚明佛教僧团及信仰生活对精英士大夫的吸引力,也表达了居士群体强烈的自我与群体认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王芦笛关注的是一位唐代诗僧护国,通过介绍护国的生平经历、诗歌内容和创作特点,指出这些诗歌反映出了护国既向往俗世又渴望修隐的矛盾心理,及其与俗共融的愿望。

在最后的讨论环节,张德伟教授、李天纲教授和陈金华教授分别做了总结发言,对卜正民教授再次表达了敬意与感谢,会议至此正式落下帷幕。本次会议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学科的与会者,大家相聚于云端,对宗教与地方社会之关系展开多维度的讨论,展现了历史、比较和理论的多重研究视野。这一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必将吸引更多学者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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